自从30多年前《岳飞传》在全国上百家广播电台同时播出后，刘兰芳便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。刘兰芳走到哪儿，哪儿就会出现万人空巷的盛况，人人争睹芳容。刘兰芳的丈夫王印权不但是她生活中的良师益友，在创作《岳飞传》、《杨家将》这些脍炙人口的评书过程中，更是她最默契的合作者；如此珠联璧合的一对艺术夫妻，美满姻缘是怎样结成的呢？
    1  俊男靓女  姻缘天定
    1959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傍晚，辽阳茶馆灯火通明，人头攒动。原来从鞍山来了一位著名评书演员杨呈田。墙角下，端坐着一位漂亮的小姑娘，长得眉清目秀，听得那般入迷。杨呈田好生奇怪：我说了一辈子书，听众都是些年过半百的“老字辈”，却为何今天来了位小姑娘？散场后一打听，原来是东北大鼓女演员刘茹莲的女儿刘兰芳。她不但会唱东北大鼓，而且还唱得很有滋味。老艺人心头一热，第二天亲自家访，说服了刘茹莲。几天后，经曲艺团老师们考试，刘兰芳成了鞍山曲艺团唯一的东北大鼓学员。
    在鞍山曲艺团，刘兰芳遇到了另一个恩师——盲人弦师阎春田。白日里，刘兰芳扶着盲师出入茶舍演出，天暗了，搀扶归来总结一天的学习实践，准备明天的演出。一日，一小青年往鞍山电视台录音，阎老师闻之，不同凡响，书说得好，快板也不错，心里盘算着为徒弟刘兰芳做个牵线红娘。
    其实，小青年王印权和刘兰芳曾同在一个学校上过学，但是王印权比刘兰芳大4岁，你刚刚跨入学校，我就离开了校门。所以在校几年，谁也不认识谁。录音相识时，刘兰芳的端庄大方、表演上的成熟，给王印权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接触中，一下子迸发出火花。不过，那个年代男女之间还特别“封建”，没有人挑明这事儿，谁也不好意思主动开口。   
    1961年，广播艺术团全团演职员都被并到刘兰芳所在的鞍山曲艺团。王印权担任了民歌说唱队队长。这下子，二人接触的机会多了，可是二人还是张不开口。阎春田老师与王印权的父亲、辽阳的评书演员王增义是老朋友，自然要为老朋友的儿子操操心，于是就找到刘兰芳的母亲征求意见。两家都是搞曲艺的，可谓“门当户对”，王印权又是个帅小伙，用现在的话说是个“靓仔”，而且小伙子在业务上还是相当棒的，要不怎么能当上队长呢，刘兰芳的母亲当下就同意了。
    关系挑明了，两人的感情近了一大步。但是，他们没有多少花前月下，更没有什么卿卿我我，只是在业务上互相帮助多了，王印权的文化程度高点，就常常为刘兰芳的大鼓词、评书段子润色。刘兰芳呢，则鼓动王印权学着说说评书。为了在年轻时打下扎实基础，刘兰芳希望晚婚，王印权同意了心爱的姑娘的要求。1965年，二人在4年的“马拉松恋爱”后结婚。
    婚后，二人相亲相爱，从没有红过脸。那时，刘兰芳已经以说评书为主业了，在茶馆说一场可以挣到30元钱，而王印权的民歌队，全队干一天也才能挣30元。刘兰芳虽说“经济地位”比王印权高出许多，可是，她没有因为挣钱多，而在家里有任何张扬，相反，她对丈夫、对婆婆都是敬爱疼爱有加。
    结婚数年后，三个孩子相继来到了人间。王印权的父母一直在农村帮他们看护孩子。1975年海城大地震，鞍山也受到影响。农村的房子震裂了。为了安全，为了能一家人团聚，能在经济上节省点开销，王印权想一家人住在一起。但是，当时王印权夫妇只有单位分的楼房的一小间，只有10平方米左右，一家7口人根本住不下。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刘兰芳要求和一家住平房的人家对调。那家是两间平房，但是没有暖气，而且低矮潮湿。冬天冷，夏天热。可是，为了公公婆婆，为了孩子，刘兰芳没有任何犹豫。
2  灶台上写就《岳飞传》
    无论什么书，必先有一梁子支撑，所谓梁子即故事梗概，依靠老艺人的口传心授。刘兰芳曾学过两种《岳飞传》。那时，杨呈田先生在台上说，她在台下一字一字地认真往下记。两部书听完，她记下了几万字的书梁子，也深深地被岳飞这位气壮山河的民族英雄所吸引。出徒后，她到锦州、鹤岗等地去说这部书。边说边搜集意见，加工整理，补充“书梁子”。
    正当刘兰芳的技艺大有长进、走向成熟的时候，十年浩劫开始了，她被赶到工厂去当酸洗工。那时候，红卫兵抄家的事情经常发生，王印权怕惹麻烦，偷偷把她几万字“书梁子”塞进炉坑付诸一炬。刘兰芳得知后，大哭一场。
    1979年春天，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恢复了因“文革”而被中断的传统书曲节目，编导想到的第一人选便是刘兰芳和她的《岳飞传》。两位老师已经故去，书梁子已经化为乌有，怎么办？要知道，从长篇东北大鼓到评书，还要做许多加工改编工作，唯一能够参考的只有钱彩的《说岳全传》。刘兰芳决定将编写与录音同步进行，即编出一回书，立刻录下一回。她给自己立下一条规定，每天必须写出近万字的书稿，以保证第二天录制一小时的评书。
    为了不影响老人和孩子睡觉，夫妇俩就在外屋灶台上铺上报纸写。二人相对而坐，一边翻阅资料，一边研究书梁子。侃出一回书的大概路子后，丈夫王印权去睡觉，刘兰芳将书梁子理顺。待写完书稿，已近午夜，刘兰芳叫醒王印权，由他加工，自己上床睡觉。清晨五时，王印权再叫刘兰芳起床，再阅稿、背书。夫妻俩就像跑接力赛一样，配合默契，分秒必争。
    每天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拼命工作。一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的觉。写到精彩处，难以收笔，便一气呵成，干个通宵；为了一个颇需劳神的场面或细节，需要反复推敲，常常干到东方发白。困了，刘兰芳就把头往椅背上一仰，睡上三五分钟，或是泡碗浓茶，振奋精神。
    一次，刘兰芳从盘锦演出归来，已是深夜。王印权带队到辽阳演出去了。屋里盆朝天，碗朝地，乱得不成样子。大孩子得了猩红热，病卧炕上。小二、小三没脱衣服，没盖被，头冲下睡着了。炕席烧煳了，褥子烧了个大窟窿。刘兰芳一看，鼻子一酸，眼泪下来了。
    后来，因为家里住得太挤，孩子又小，为了早日把《岳飞传》写出来，他们在离家不远的招待所租了一个房间，这样，刘兰芳就可以安心躲在里边写作了。每天房租5元，可是录一段书仅给3元。那时，他俩的收入少，家庭负担重，王印权说：“只要能把《岳飞传》搞出来，钱不钱的不在乎。”王印权自己住在家里，照顾三个孩子和两位老人，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每天他给妻子往招待所送两顿饭。有时刘兰芳忙得顾不上吃，放凉了，他又拿回去热好，再送到她身边。那些天，王印权除了照顾妻子、老人和孩子，白天还要带说唱队演出，晚上和妻子一起熬夜搞写作。
    1979年，117回，60余万字的《岳飞传》在鞍山首播，引起轰动，紧接着在全国上百家省市电台同时播出，万人空巷，35岁的刘兰芳红遍全国。《岳飞传》播出后，传闻四起，都说刘兰芳王印权发财了，亲戚也都来借钱。其实电台只给发了600元酬劳，团里留了240元，到两个人手里的只有360元。
    有人说：她刘兰芳只收获掌声和鲜花，哪有伤心事？其实不然，10年前，她的小儿子因病去世了，老年丧子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悲苦非常人可体味到的。可是刘兰芳从没有因此影响过工作。她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大照片，那是她在山东惠民胡集书会上面对几万人说书时的场景。戏比天大！老艺人的教诲她牢记在心。她把对小儿子的思念深埋心底，只是每年抽空回到老家，在儿子的墓地上默默地祭奠一番。她在儿子面前自责：你从小到大，妈妈只顾说书了，对你关心不够。冥冥之中，她似乎听到儿子的声音：“妈妈，你是世上最好的妈妈！你放心地说书吧，人们需要你！”那一刻，她泪流满面，痛哭不止。
3  丈夫愿做绿叶配红花
    上世纪70年代，电台几乎每天播出王印权的快板，他曾两次代表辽宁省到北京会演。1979年之后，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评书上。在刘兰芳的心里，王印权就是她背后的山。刘兰芳不止一次深情地说：“在事业上，我爱人老王是最好的帮手，他不知给了我多少鼓舞和力量！”而王印权却说：“我是绿叶配红花，主要是刘兰芳的功劳，我是敲边鼓的。”
    刘兰芳和王印权已经结婚44年了，如果从他们谈恋爱算起，那就快到“金婚”了。现在人们常常说“审美疲劳”，居家过日子，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。他们呢？在刘兰芳家的客厅里，有副嵌字联：“兰韵书声集印著；芳馨艺路聚权衡。”这是他们夫妻生活的真实写照。44年的夫妻，相濡以沫，就像一首古词中说的那样，把两个泥人打碎了，重新捏成一个人，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”
    刘兰芳不吃肉，因为有糖尿病，也极少吃什么白米白面。她的顿顿伙食极简单。可是，只要在家，她都要张罗王印权的饭菜，虽然有保姆做饭，可是刘兰芳也经常围起围裙下厨房，亲自为王印权做肉做菜。
    王印权年轻时是个体育爱好者，打球滑冰，练武术，什么都好。年纪大了，不爱动了，这些年闲暇之时，他就爱收藏点古董。刘兰芳看在眼里，默默记在心上，每次外出回来时，都会给他一个惊喜：新加坡的钱币，英国的茶壶，茶马古道上的响铃，山姆大叔的烟斗。有的还是重达几十斤的东西，不管多沉重，只要感到老伴儿喜欢，就背着扛着弄回来。说实话，她淘换回的物品有的根本不是古董，可是王印权却从中体味到妻子的爱，他天天擦拭。
    同样的，王印权看到和刘兰芳有关的物品，也不惜重金买下。很多年前，王印权在文物市场上看到四块黄河石，这四块黄河石上分别是松、兰、竹、梅图案。图案栩栩如生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他别的不要，单要买那块有兰草图案的石头。卖主一看这位爷是真心要买，就开价一千块钱。王印权二话不说当即买下。
    刘兰芳因《岳飞传》而改变了人生，从一个基层的曲艺演员到担任了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，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。职务变了，地位变了，工作忙了，应酬多了。但是，刘兰芳说评书的工作却没有变，她仍旧奋战在说书的第一线。这些年，她在电台、电视台说了30多部书。
    去年，65岁的刘兰芳接受了一份“额外”的任务：为全国57个道德楷模树碑立传，用评书形式宣讲他们的感人故事。从接受任务到《中华好人颂》的播出，仅仅用了40多天的时间。每个道德楷模的事迹要宣讲50分钟以上，50分钟的容量，落在纸上有一万多字。而刘兰芳已过花甲，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中，要把这些材料全部记下来，并要在录音录像时把人物的语气、性格、场面描述得生龙活虎，可真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儿，可是刘兰芳做到了。《中华好人颂》得到了从上至下的好评。
    刘兰芳的大儿子王岩是二炮文工团的快板演员，二儿子王玉是煤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，如今孙子在念高中，在学校也经常穿个大褂上台演出。他们家已经是四代曲艺家庭了。对于儿子，刘兰芳不求名气过高，但求艺术上精益求精，于社会中寻找立足之地就行。对于母亲，哥俩希望母亲多歇息，少忙碌，毕竟人近晚年，身体又不是很好，多数情况下都是扛病强撑。
    到了老夫老妻之年，两个更加恩爱。刘兰芳工作起来不要命，常常忘了回家吃午饭。王印权就跑到饭店，选妻子最爱吃的买，然后送到她的办公室。刘兰芳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，不停歇地转动着，她演出回来，常常往床上一躺，抚摸着发肿的脚面，像瘫了似的。做丈夫的心如刀扎，他端来烫脚水，为她搓脚，为她拿药递水，充满爱抚地劝说：“悠着点吧，兰芳！”
    王印权经常笑称自己是刘兰芳的“新闻发言人”。“女人在外面多强，也需要一个温馨的家。”家庭的稳定，对刘兰芳的事业起到很大作用。也正因如此，刘兰芳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处理得很好。有时出差在外地忙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哪怕一两点钟了，都要给他打电话问候一下。有一次去新疆，夫妻俩同时在拨对方的电话，四十多年风风雨雨，这不是心有灵犀又是什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