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东黎出生的年代，中国社会正处在半殖民地．半封建的深渊。当申东黎7岁时，父亲孙国汉去世，抛下母亲(刘氏)和姐弟5口，只靠母亲做工(后开小店铺)，维持一家人的贫苦生活。申东黎从小就聪明好学，每次考试成绩都不出前3名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，申东黎小学毕业，同年考入辽中县立中学。由于不堪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，1933年初，弃家随姐姐到北平，考入“东北中学”读书。这个学校实行“官费”，校长王化一(国社党员)。申东黎喜欢文学，经常读巴金、矛盾的小说。就从这时，他开始练习写短篇小说，曾撰写了《张凌的悲哀》等，内容都是描写穷苦人生活的。

以后，申东黎结识了进步同学徐迈伦(肖靖，党员)和《东方快报》编辑朱换阶。申东黎开始在《东方快报》的副刊上发表文学作品，受到朱换阶的关照，经常借文学作品和政治书籍给申东黎看，使申东黎受到启迪和教育。1935年上半年，申东黎经常到北平国立图书馆借阅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，如柯柏年、越复亮、吴黎平的著作，使申东黎的思想发生了变化。1935年夏天，国民党将“东北中学”迁到河南省的鸡公山，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，因申东黎与教官发生冲突而被开除。当时，车向忱(解放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)也在鸡公山，申东黎得到车向忱的同情，由车向忱资助路费，申东黎又回到北平。

1935年秋，申东黎又考入“念一中学”，冬天即发生“一二·九”。“一二·一六”学生运动，广大学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功，申东黎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了。他积极参加学生会组织的活动，并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刊物《新生》，《生活星期刊》、《世界知识》等，使他倍受教育。他懂得了“要反抗统治者，必须有正确的、统一的领导，才能引导群众运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”的道理。由于在学生运动中表现积极，他又被校方开除。1936年春，申东黎改名孙静考入国民党办的国立“中山中学”。申东黎在小学读书时名字叫孙宝田，1936年在思想开始转变时，他晓得这名字的意思，就讨厌它，决定换名。因为当时他感觉应当进一步读些社会科学书籍，而且在自己做人方面变得更老练，不应该凭热情之浮动，所以改名为“静”，这是一；第二是因为他被“念一中学”驱逐，同时学校方面都有联系，不愿吸收“反动分子”，因此他为了入中山中学不得不改名。

到中山中学后，这里的学生运动方兴未艾，申东黎又积极参加了学联所组织的一些活动，与校内学生中被国民党收买的分子进行斗争。他还下乡搞宣传，参加“六一三”游行示威。当时党领导的“民族解放先锋队”负责人见申东黎表现积极，就吸收他过“民先”的组织生活，更加鼓舞了申东黎。同年夏末，国民党决定将学校迁往南京，当时“民先”发动了反对迁校斗争，申东黎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，因此，他和同学徐迈伦同时被校方开除。 

二 

从此，申东黎决定不再读书，专门从事革命工作。他迁到学生集中地“沙滩公寓”居住，经常到国立图书馆、北大图书馆去，又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等书，进一步武装了自己。后来，他和党员张勉住在一起，开始对共产党有了认识。1936年9月，党组织一批青年学生去西安做东北军的工作，申东黎毫不犹豫地跟着到了西安。此工作当时由我党的东北军委会领导，领导人是刘澜波和宋黎等。到学兵队(是张学良召的学兵队，共有四个队，张学良不相信国民党能把军队管好，愿意自己独立，因此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学兵队中秘密存在。)的青年都是骨干，积极分子，思想基础比较好，他们在学兵队主要是上政治课，一般都是李梦龄(东北军中校秘书)讲；还有军事课，由万毅(东北军团长)讲。申东黎到学兵队四队不久，即l0月，由赵天野(党小组长，离休前任吉林省人大副主任)、张勉(党支部书记)二人介绍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(无候补期)。当时整个学兵队是党总支，每个队是分支队，党的主要活动是学习政治，发展党员，申东黎所在的四队200多人后来差不多都入了党。后来国民党认为学兵队四队队员都是共产党分子，就把四队改为青年训练班，但我党的组织仍秘密存在，还是分支部，申东黎担任了分支部委员。

不久，即爆发了“双十二”事变。事变后，申东黎被分配到东北军一〇五师(师长刘多荃)中，做政治工作，不长时间又调回西安集中。1937年2月2日，东北军部分青年将领受到外界影响枪杀了东北军抗日将领王以哲。这时形势大变，东北军分裂，国民党中央军即将进逼西安城。党指示申东黎等一部分同志撤离西安，到了云阳镇红军前线总指挥部。到后，彭德怀向他们讲了统一战线的意义，以及在东北军中工作的重要性，决定他们仍回东北军中工作。于是，申东黎等同志又回到东北军青年训练班。当时东北军有一部分编余军官成立了“差遣队一大队”，申东黎他们青年训练班将近200人，以东北军“差遣队”名义集中在一起，编为“差遣二大队”。是年4月，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调至安徽，驻在蚌埠、怀远一带，申东黎等同志不断地在东北军中进行革命宣传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，认为“差遣队”成份不纯，混入了共产党分子。5月底，国民党军政部下令就地解散“差遣队”。申东黎受共产党组织之命，于5月底又回到了北平。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，申东黎不得不再改换姓名，由孙静改为申东黎，这名字的意思即“东方黎明，革命胜利”的意思，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去世。 

三 

1937年“芦沟桥事变”前，苏东(原名赵书东，申东黎爱人)，接到三哥赵天野一封信，内容是给她介绍对象，男方申东黎。还没等苏东回信，“芦沟桥事变”开始，兵荒马乱，此事搁浅。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申东黎于9、10月间，化装经天津、青岛到济南，由党组织派到石友三部队工作。先在师部学兵队，后带十多名同志到第三团工作，为领队兼党支部书记。第三团团长是原西北军的军官，团副为文大可。i938年2、3月间，石友三部队在河南、山西交界的焦作煤矿与日军遭遇，未经半日，部队即全线崩溃，第三团撤入山西晋城一带大山中，与师部失去联系。申东黎与师部党组织也失去联络。第三团由团副文大可领导一直西撤，过同蒲路，直奔吉县(当时阎锡山的指挥部与阎本人都在这里)。文大可决定将部队编入阎锡山部队，由阎指挥。申东黎和几位同志因此退出文大可部队，西行至午城附近找到了八路军前线部队，说明情况后，即逐级被送到一一五师师部，会见了师政委罗荣桓同志和宣传部长肖向荣同志。罗荣桓同志派专人把他们介绍到“抗大”学习，时间为1938年5月上旬。6月间，在延安经孟宪文等同志证明，申东黎恢复了组织关系。

1938年8月，中组部办几个月的短训班，抽部分骨干参加，地点在延安南门外，申东黎也参加了此训练班。参加训练者过军事生活，军队待遇，发服装、集体生活。学员们坐着小板凳，听大课。哲学课由艾思奇讲，社会科学由杨松讲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听大报告，都是中央领导讲。主要是加强马列主义基础理论、党史，党建教育。目的是培训干部。

在中组部训练班期间，申东黎学习很用功，成绩很好，对同志接触面广，待人很诚恳。一起学习的同学赵书绅(离休前任黑龙江省林业厅长)回忆说：“申东黎不好说，不好动，内秀，有才干，人很忠厚，很老成，处事解决问题原则性很强。”

1938年4月份，赵天野到汉口，看到妹妹苏东失学在家，对她说：“你才19岁，得找个地方念书，延安好，没穷人，像个革命大家庭，那儿有大批青年在学习。”苏东听完，决定奔赴延安。经党组织帮助，苏东辗转经西安到延安，被编入抗大四期女生队学习。

两周后，苏东和四哥赵书绅去中组部训练班找到申东黎。以后，每到周日，苏东、申东黎、赵书绅、关继武，每人拿1元钱合伙到延安街里吃一顿“三不沾”。后来，苏东从女生队调到女生军事队。

申东黎从中组部训练班毕业后，又被分配到中央马列学院三班学习。马列学院当时是共产党的最高学府。讲课的都是中央高级领导，参加学习人员都是各单位选送的中层干部。同学说申东黎给人印象第一为人忠厚老实；第二很钻研，学习、工作都很钻研；第三接触群众、平易近人，很能团结人，和同志们相处都很好，都认为他马列水平比较高，文质彬彬，为人正派，原则性很强，参加革命后一直走上坡路。

1939年2月，申东黎从马列学院毕业留校编入马列主义研究室做研究员，经常到安塞与延安的某些机关中给干部讲授中共党史。1940年初被调入院部组织科工作。1941年下半年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，申东黎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，并任副组长。1941年9月1日，申东黎和苏东同志结婚。

1941年12月底，党组织找申东黎谈话，叫他回东北做地下工作，他当时讲：“我14岁就离家到北平，当时家有一个老母亲，一直没和家通信。”

1942年2月，申东黎和苏东参加中央党校附属的训练班，学习做秘密工作的政策与方法，由彭真、康生、吴德等授课。同年4月底，申东黎一行13人，由韩光同志带队赴晋察冀根据地，走了3个月，于8月中旬到达北方分局当时所在地河北平山县康儿沟。

到北方局后，因没找到社会关系，不能马上去东北，暂时在北方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研究伪满情况，并办训练班，训练派往东北秘密工作人员。党指示他们来东北的任务是1、走进去；2、住下来；3、交朋友。被派到长春的有申东黎、徐慎、苏东。彼此间不发生横的关系，也不建立党的组织，要做长期打算，平时是隐蔽，联系群众，只要有人到时候就起作用。

1943年初，先派苏东到平、津一带找旧的社会关系，以打通去东北的路线。苏东顺利地回到东北并做了安排，又回到根据地接申东黎。申东黎、苏东化装出发，申东黎穿着青棉袍、青棉裤、一道筋的棉鞋，戴个学生帽，苏东穿着旗袍，外罩夹大衣，抱着将1周岁的女儿，女儿穿着连脚裤。苏东叫孙赵氏，申东黎叫孙静，经过秘密交通，到达了日本所占领的北平。

在过春节时，申东黎全家到了天津，苏东找到叔伯哥哥赵书鲜(在天津警察局工作)，在天津换取了居住证明，并以这个居住证办理去伪满洲国的手续，而回到了原来安东省风城县大隈村(苏东的家乡)。住下后，申东黎又到辽中县去探家，因家已搬往新京(长春)，他又去长春。这时他弟弟已当上伪满警察，哥哥做汽车司机。

申东黎找到他们后又接苏东和孩子到长春。申东黎一方面做教育弟弟工作，希望他不作坏事(在申东黎的教育下弟弟孙诚在光复后加入了共产党组织，离休前任长春市法院院长)，另一方面利用这个条件在两三个月内就顺利地办好了各种证件。不久，又贿赂了伪“新京市政府”的人事科长，考取了吏员的职务，在合隆区区公所当上了雇员，一直到1945年“八一五”东北光复后未发生任何问题。

在此时期内，申东黎根据党组织“长期埋伏，善于隐蔽，广交朋友,积蓄力量”的指示，完成了任务，并尽可能地做了一些其他工作。 

四 

1945年“八一五”光复后，苏军进长春，申东黎便与苏军司令部联系，知道了八路军到了沈阳。申东黎到沈阳找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及东工委负责人韩光，接上了组织关系，并将长春地下党的活动情况作了汇报。根据长春的形势，彭真指示申东黎立即回到长春联系其他同志成立长春市委。

同年9月，申东黎回到长春成立了中共长春市委员会。市委书记申东黎，其他委员是赵东黎(负责宣传工作)、傅根深、刘建平(负责武装工作)、徐慎(负责组织工作)。石磊同志到长春后，申东黎改任市委副书记。市委机关设在“民康大楼”(现两三道街84号)，同志们在市委集中食宿，分头开展工作。

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争取时间，准备战斗，不是搞城市工作。当时关于东北形势问题，在军队里曾有过争论，共有三种估计：1、我党控制东北，苏军撤走以后，国昆党进不来；2、国民党占领大城市，我党占领中小城市和农村；3、抗联时的形势，即国民党占领城市广大农村，我党则打游击。因此有的主张碰碰硬(像四平那样阵地战)，提出要确保沈阳，四平和长春，一步不让。

1945年9月，陈云同志和张启龙同志来到长春，曾将申东黎、于克等同志找去，摆开地图和他们讲“第一种可能性小，第三种可能性也小，最大的可能性是第二种形势，要发动群众，搞根据地，不是在长春作长期打算，是要准备力量，秘密工作，儆买卖(市委撤出后，我党地下工作者在长春开了几个买卖)”。所以当时根据党中央制定的“向北发展，向南防御，尽快控制东北”的方针和长春的重要战略地位，确定市委的主要任务是：抓紧建党、建军、建政工作，广泛发动群众。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。

1945年“八一五”光复后，申东黎同志在长春发展了几十名党员，有工人、小市民、知识分子。市委成立后，党组织开始半公开活动，组织发展速度加快了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入党。11月，市委组建了各区党委，区委的主要工作是发动与组织群众，发展党的组织。在斗争中，各级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，在人民群众中扩大了党的影响，使党的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起来。

市委还积极组织军队，建立人民武装，成立吉长部队，成分主要是工人，但也有其他人，任用干部都是与抗联黄中校商量，团长是刘健民，政委是傅根深。当时申东黎只是动员人参加部队，具体搞工作的是傅根深、刘健民、王永生同志。武器是由苏军供给的，由吉林军区领导。

为了争取青年群众，市委还搞读书会，新青年同盟与国民党进行斗争(青年同盟工作是由赵东黎同志联系)；到各学校讲演，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以及谁领导抗战等等。在革命斗争中，一大批青年迅速成长起来。到读书会学习的共有400多人，其中有20多人入党。市委将这批青年陆续分配工作，有的参军，有的参加地方工作，都在革命斗争中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为了扩大政治影响，市委非常重视宣传工作。1945年11月，由申东黎起名办起了《长春新报》。办报的具体工作由章欣潮负责，杨文元和李石常是记者。《长春新报》发刊词明确宣布其宗旨是：“以维护人民的利益，反映人民的要求为出发点，要以人民呼声为呼声”，“为和平、民主、团结而斗争”是办报方针。

创刊号还揭露了国民党妄图在美军的帮助下，和尚未解除武装的日军一起向解放区进攻的消息。呼吁立刻停止内战，提出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中国人不应该勾结外国人打中国人”。还刊载了许多杂文，尖锐地讽刺了国民党的暴行。《长春新报》还刊登市长刘居英的《施政方针》和介绍我解放区人民生活，揭露国民党独裁暴政等一系列文章。申东黎还亲手写了一篇纪念“一二·九”的文章。长春市人民非常欢迎信任这张报纸，从报纸内容中了解、认识中国共产党，很多青年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申东黎经常参与和领导报纸工作，使报纸越办越好。

1945年12月25日，根据苏军司令部的意见及吉林省委指示，长春市委撤出城区，只留下徐慎同志做秘密工作。 

五 

申东黎从长春撤出后，吉林省委决定他任吉林市委书记。当时吉林市我党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很激烈，虽然我们在建党、建政、围剿土匪、反奸清算等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，但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。做工作就要有人，“干部”成了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。

1946年3月初，市委书记申东黎、永吉地委宣传部长邓垦及工作人员苏东筹办，成立了一所较正规的干校，开始叫“中苏公学”，4月中旬又改名为“吉林政治干部学校”。学校的宗旨就是培养干部，学员达200多名。学习内容既有政治课又有文化课。干校教员除吴介民(任教务长)．苏东(校党支部书记)兼任外，多是聘请地、市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临时兼任。市委书记申东黎同志，也经常到校讲课，指导学校工作．1946年5月28日，我党我军从吉林撤退时，政治干部学校绝大多数学员随我军撤退到了延边参加土改工作。

申东黎为吉林市敌伪逆财产清理委员会的主要领导。“清委会”的主要任务是：对敌伪、逆财产进行全面地、彻底地调查、登记、清算和处理。这是一项十分复杂、细致，而又非常重要的工作。申黎东同志认真领导清委会调查科、清算科、经理科的同志，到群众中去，深入到工厂、商店、街道以及敌伪官僚的社会关系中去，宣传清查敌伪财产的意义，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协助政府揭发举报敌伪财产的所在和线索，迫使那些为敌伪人员窝藏财产的人不得不回心转意作出交待，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，清算收缴了大量敌伪财产，支援了经济建设，支援了解放战争。

除此之外，申东黎还领导开展减租减息和备战工作。1946年5月28日申东黎随市委撤出吉林市。

从吉林撤出后，申东黎被分配到中共吉南地委任组织部长、地委常委。土地法大纲颁布后，吉南地委组织磐石士改工作团，申东黎兼任工作团团长，负责磐石县呼兰、黑石、磐郊、朝阳山等地的土改工作。申东黎带领土改工作团的同志深入到贫下中农家中，进行调查摸底，宣传党的土改政策，启发农民觉悟。向贫下中农讲解穷人为什么穷，地主为什么富的原因，帮助农民算地主剥削帐，进行典型诉苦，没收地主的土地、粮食、牲畜和浮财，分配给贫雇农。工作团注意在运动中培养积极分子，组织贫农团，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。磐石县的土改经过反奸清算、分配土地、砍挖地主恶霸浮财运动，从根基上摧毁了农村封建势力，使广大农民翻身解放。

1948年3月9日，吉林市第二次解放，申东黎又被派到吉林市工作，先做市委组织部长，6月份改任市委副书记。由于国民党在吉林市占据时只有破坏没有建设，弄得一些工商业倒闭，市面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市委决定：集中力量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；改造旧城市，建立革命新秩序，尽快复工复业，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创造条件。要完成以上艰巨任务，急需大批干部。申东黎作为市委副书记主要抓建党、建团、培养干部工作。

根据公开建党的方针，申东黎领导组织部的同志首先配合生产运动在工人中有重点、有步骤的建党建团，在1948年底达到全市三分之二的公营企业中有党、团支部。同时还开办党政干部训练班，培养区街干部。

到1949年上半年，使一部分机关、学校的党组织公开。而且重视在青工中发展团员，使青年团成为党在机关、学校、工厂中生产学习的助手。

在培养干部方面，申东黎很注意提拔政治上纯洁有能力的新干部，把这些干部充实到各部门当领导。还提拔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到政府部门去培养教育。并通过政干校以及各系统，如政府、工会、组织部门、公安部门、市合作总社、青年团等组织加强对干部的训练，使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迅速成长起来，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申东黎同志在工作中，认真执行党的方针、政策，团结群众，坚持原则，给吉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 

六 

1949年8月，申东黎从吉林市调到鞍山市，任鞍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律监察委员会副书记，后任鞍山钢铁公司第一任党委书记。

在任鞍钢党委书记期间，他严格要求自己，吃住在厂里，经常召开下属40多个单位党委书记座谈会，支部书记座谈会，并亲自撰写粘土车间党支部工作经验在全鞍钢推广。在工作中，他很注意提拔有才能的年轻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，使年轻干部一批一批成长起来。

为了搞好全厂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，申东黎发动上下讨论工作计划，注意培养典型。如鞍钢小型轧钢厂有个工人张明山，发明了自动反围盘，使工人们从用人工夹钳的笨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。而这一发明创造成果却被当时轧钢厂的党委书记康兆文窃取。申东黎发现后，深入基层，到工人中详细了解事情经过，澄清了这一事件，严肃处理了康兆文，大张旗鼓地树立张明山为全国劳动模范。当时，此事在全鞍山影响很大。

1954年，申东黎参加了中组部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。在会上，刘少奇同志向申东黎提出如何解决干部提拔使用几个问题，申东黎对答如流，受到与会同志的称赞。

1956年2月，申东黎调离鞍钢，到沈阳任辽宁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。1962年任沈阳市委书记处书记，1964年2月任沈阳地委第一书记。在主持沈阳地委工作期间，申东黎同志认真地、坚决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。特别是他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深入基层，调查研究，率领全地区人民艰苦奋斗，对改造辽北山河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可惜这样一位人才于1967年6月18日在“文革”中被迫害致死，年仅49岁。